凌胜利：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强化及其前景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当代美国评论 Author 凌胜利
凌胜利 教授
内容提要
韩国尹锡悦政府执政以来，美日韩三边合作趋势不断加强，体现在高层互动频繁、战略协调增强、安全合作不断深化、经济合作日益增强、沟通机制更加健全等方面。美日韩三边合作增强主要缘于日韩国内政治变动、战略研判偏重美国、美国对盟国合作施压力度增大、日韩关系改善、中国与日韩关系弱化等因素的影响。三边合作的强化会导致东北亚地区阵营对抗加剧，中日韩整合动力削弱，朝鲜半岛的安全风险增加，台湾问题面临更大的外部干预压力。美日韩三边合作是美国“亚太北约化”规划的重要一环，但也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局限。这预示着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其未来更有可能在不同领域形成合作程度不一的三边合作机制而非多边联盟。
关键词
美日韩三边合作；东北亚安全；“亚太北约化”；中美关系；美国外交
当地时间2023年8月18日，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美国总统拜登迎接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图源网络
一 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新进展
自尹锡悦政府执政以来，美日韩三边合作持续推进，三国在高层互动、战略协调、安全合作、经济合作和机制建设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三边合作趋向显著增强。
（一）高层互动频繁
尹锡悦政府执政后不久，美日韩三国首脑在马德里北约峰会上举行首次会晤。其后，三国领导人在金边东亚峰会、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二十国集团新德里峰会期间又进行了三边会晤，高层互动异常频繁。2023年8月召开的戴维营峰会，是三国领导人在大型国际会议之外首次专门举行的三边会晤，也是拜登就职以来首次邀请他国首脑赴戴维营会晤，这对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提升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在2023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美日韩三国首脑再度举行会晤。就朝鲜半岛、台海局势、气候变化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此外，三国之间的双边高层互动也十分频繁。美日之间的高层互动历来频繁，拜登和岸田文雄多次会晤。美韩高层互动也明显复苏。2022年5月尹锡悦就职后，拜登成为尹锡悦政府接待的首位来访的外国元首。2023年4月，尹锡悦访问美国，这是时隔12年后韩国总统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外，美韩首脑也在其他场合多次会晤。日韩首脑互访同样取得重大突破，两国时隔12年重启首脑互访的“穿梭外交”（shuttle diplomacy）。
（二）战略协调增强
美日韩三国不断增强战略协调性，突出表现在“印太战略”的实施方面。美国2022年《印太战略报告》指出，“印太战略”的实施需要美日韩三国密切合作，为此美国寻求在三边框架下协调各国的地区战略。日韩两国也积极配合拜登政府，并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调整。
在全球战略协调方面，美日同盟将自身定义为“印太地区和世界各地和平与安全的基石”，美韩同盟也提出建设超越朝鲜半岛的“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在2022年11月金边东亚峰会期间，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共同宣称，三国合作对于印太地区以及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此后其在三国首脑峰会上也多次表示要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协调，提升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国际影响。
此外，美日韩在朝鲜半岛问题、乌克兰危机以及涉华事务上的战略协调也明显增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三国领导人多次谴责朝鲜试射导弹、卫星的行为，敦促朝鲜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并表示三国将在制裁揩施上加强协调。在乌克兰危机中，三国领导人共同谴责俄罗斯，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同时对俄实施强有力的制裁，并降低对俄能源依赖。在涉华事务上，日韩对美国的配合程度有所提高，在一些议题上的协调也有所加强，三国还试图联合实施对华技术封锁、限制中国投资，以维持对华技术优势。
除了美日韩三方加强合作外，“美日+”“美韩+”的合作也更加多见，跨域战略协调增加。美日、美韩同盟与北约的互动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美日韩之间的战略协调，推动了“北约亚太化”进程。
（三）安全合作不断深化
美日韩以应对朝鲜核导威胁为由，不断在多领域深化其安全合作力度。
一是增加了三国防务部门的高层互动。2022年6月，三国防长在新加坡实现会晤，宜称将共同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和永久和平，反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单边行动。
二是频繁开展有针对性的三边联合军演。美日韩在宣布重启军事合作后，多次举行联合军演，涵盖了导弹预警、搜索和跟踪，以及海上拦截、反潜搜救等科目。
三是强化情报共享机制。2023年3月，韩国宣布正式恢复《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重启与日本的军事情报交流。美国则借机推动三国建立分享“朝鲜导弹预警数据”的机制，该机制一旦建成，三国就有可能将情报共享范围拓展至其他领域，推动建立美日韩三边情报同盟。
四是加强共同威慑。为了加强应对朝鲜威胁，美日韩在“延伸威慑”和常规威慑方面都有意加强合作。在“延伸威慑”方面，美韩宣布成立“核磋商小组”机制，美国不仅派遭核动力航母到朝鲜半岛附近海域游弋，还考虑在韩国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加强常规威慑方面，美方提出“远东司令部”构想。2023年9月，前驻韩美军司令文森特·布鲁克斯（Vincent Brooks）公开表示美国应考虑合并驻韩和驻日美军，建立“远东司令部”，以适应美日韩三边军事安全合作不断加强的趋势。
（四）经济合作日益增强
相较于美日韩三边经济合作，三国间的双边经济合作启动较早，进展也较为顺利。美国高度重视与日韩加强在技术研发与创新领域的合作。目前，美日已在半导体、量子技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航天等尖端领域建立对话机制，鼓励双方大型企业、研究机构间的技术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带来的“挑战”。美韩则以半导体、汽车电池为重点推进高科技合作，其突出表现是拜登首访韩国就参观了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此后，韩国四大企业集团发布了总额高达394亿美元的对美投资计划。
美国也极力拉拢日韩参与其出口管制框架。2023年5月，日本发布半导体出口管制新规，将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纳入出口管制清单。韩国也表态同意与美国在先进半导体方面密切合作。美国还通过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 4）打造具有排华性质的供应链体系，加强对中国的“小院高墙”式技术封锁。
美日韩还在地区或全球框架下开展三边经济合作，包括建立“印太经济框架”以争夺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在“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PGII）框架下开展基建竞争，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美日韩在戴维营峰会上基本确定了三边经济合作的框架，涉及经济技术合作、供应链安全等多个方面，对三国原有经济合作机制进行了整合与升级。
（五）机制化程度明显提升
当前，美日韩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上均初步建立了合作机制，三边合作的机制化程度明显提升。一是三国确立了高层会晤机制。在三国领导人多次举行首脑会晤的基础上，戴维营峰会确认今后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三边领导人会议，每年在各国轮流举办三国外长、防长、工商部长、国安部门负责人会议，启动助理国务卿或司局长级别的年度三边“印太对话”，这意味着三国基本确立了高层会晤机制，有利于保持密切沟通。
二是三国在安全、经济技术、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机制逐步完善。在安全领域，美日韩将尽快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并成立专门讨论和评估网络安全问题的三方工作组，推动加强海上执法能力建设的三边海事机制，协调关于地区援助和人道主义应对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经济技术领域，三国将延续经济安全对话机制，并尝试建立“供应链预警系统”。在人文交流领域，三国设立了三边应对肿瘤对话、全球领袖青年峰会和技术领袖培训项目。通过合作机制建设，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制度保障有所增强。
二 美日韩三边强化合作的动因
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增强既与某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变动有关，也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涉及如下五方面的因素。
（一）日韩国内政治变动
稳固的同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一国维持国内政治的稳定，巩固领导人的执政地位。在美日、美韩同盟的发展历程中，日韩两国的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认为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同盟关系有助于提升其执政地位。当前，日韩两国的领导人在国内的执政地位都处于相对弱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更加重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导致日韩在中美之间进行选边站队的态势更加明显。
从日本方面看，相比于安倍时代的“强人政治”，后安倍时代的日本首相执政地位并不稳固，在处理日美关系时不得不更多顺从美国。岸田政府执政后，坚持自民党一贯的保守主文外交理念，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构建外交安保政策，对美国的战略追随更加明显。
从韩国方面看，尹锡悦从职业检察官起家，政治根基并不牢固，投身韩国保守派后，与共同民主党之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加上韩国国内经济不景气等原因，其执政认可度相对低迷。这使得加强美韩同盟关系变得更加重要，韩国对美战略依赖显著增强。为了换取美国的更大支持，尹锡悦政府不得不在“印太战略”、台湾问题、技术管控等方面进一步追随美国，迎合美国强化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战略诉求，积极将美韩关系提升至“全球全面战略同盟”水平。
（二）日韩战略上明确偏重美国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日韩也更加关注中美战略竞争。近期，日韩在战略立场上加速偏重美国，选边趋势逐步明显。
日本战略精英判断，中国的全面崛起导致国际政治诸多领城都受到冲击；为了限制甚至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很有必要构建能够产生军事推回、经济迟滞、制度规锁和意识形态诋毁等效用的综合威慑力。2022年12月，日本发布《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强调要利用综合国力，以及与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共同应对中国的“战略挑战”。
韩国战略精英认为，以往的中间战略只会使韩国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困境，即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呈现出零和性质的形势下，韩国不可避免地要选边站队。若继续保持“战略模糊”，韩国将遭受美国或中国的冷遇而非热情拥抱。2022年2月，尹锡悦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文，批评文在寅政府的“战略模糊”政策令人误以为韩国向中国倾斜，导致美韩关系疏远。其任用的统一部长官权宁世外交部长官朴振都曾留学美国，也是韩国政府内亲美派的代表。尹锡悦政府执政后，将确立稳固的美韩同盟关系视为韩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将深化美韩“全球全面战略同盟”作为第一要务，对美国的战略追随趋势显著加强。
（三）美国的战略施压增强
基于大国战略竞争的需要以及自身权力优势的缩小，美国近年来更加重视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为了增强美日韩三边合作，美国不断向日韩施压。拜登政府的同盟政策看似温和，实则增强了对盟国的软性约束。
相比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种相对温和的立场，在同盟管理中更加注重制度约束和利益协调。一是拜登政府重视机制化建设，意图摆脱政府换届对同盟关系造成的影响，并借此敦促盟国履行同盟义务。在与日韩领导人的会谈中，拜登政府反复强调遵守既有同盟制度的重要性，极力推进各领域合作的常态化与机制化。二是重视价值观的软性约束作用。美日韩都重视价值观对同盟关系和三边合作的作用。三是开展利益协调，甚至不惜在其他领域适当妥协以换取盟国的战略追随。例如，支持日本发布“安保三文件”来进行“自我松绑”、通过美韩“核磋商小组”来满足韩国对“延伸威慑”的需求等。四是在各种场合反复劝说施压。如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商务部长雷蒙多都曾就半导体对华出口管制问题向日方提出要求，希望日本与美国保持统一步调。对于韩国在对华技术管控上的犹豫不决，拜登政府不惜通过威胁对三星、SK海力士等韩国公司进行罚款或市场限制来迫使其妥协。
相较于美国其他小多边机制而言，美日韩是美国推进“亚太北约化”的薄弱环节，美国需要借助日韩强化印太盟伴体系，动员更多力量以应对朝鲜威胁和开展大国竞争。从地区战略布局来看，美国的长远意图还包括，借助日韩经营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强化供应链和经济韧性，实现“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等目标。
（四）日韩关系改善
在美日韩三边关系中，日韩关系是短板，长期制约着三边合作的发展。日韩之间因领土争端、强征劳工和“慰安妇”等历史问题长期存在矛盾。2019年又因半导体材料出口限制引发两国贸易战，日韩关系一度跌入谷底。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一直积极协调、推动日韩关系缓和，但在文在寅执政期间效果有限。
尹锡悦在上任前就提出要改善韩日关系，在竞选期间批评文在寅政府的对日政策，认为文在寅政府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利用“反日”来谋取私利，损害了韩国的国家利益。尹锡悦政府执政后，将改善韩日关系作为韩国外交的重要议题，不仅很快实现了韩日首脑互访，还宣称韩国与日本是共享普世价值、追求共同利益的伙伴，两国要在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他就职后对韩日关系做出了多项政策调整。总之，尹锡悦政府一改韩国此前对日僵化和敌视政策，通过搁置历史争议和在敏感问题上作出让步，缓和了韩日关系，强化了美日韩三边合作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使得美日韩三边合作有所增速。
（五）中国与日韩关系有所弱化
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增强与中日韩关系的冷淡不无关系。近年来，受大国博弈加剧、新冠疫情肆虐、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中国与日韩的互动和高层沟通有所减少，中国领导人与岸田文雄、尹锡悦也未实现互访。即便是新冠疫情结束之后，中国与日韩之间的高层交往也恢复有限。根据清华大学中外关系数据库的数据，中日关系的分值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下降，2023年1月降至历史新低；中韩关系分值从2022年下半年以来也在缓慢下降，这说明中日、中韩关系都在弱化。
中国与日韩的经贸合作也有所放缓。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与日韩关系正由“政冷经热”逐渐转变为“政冷经凉”。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与日韩之间的人员往来数量大幅减少，日韩民间对华认知也呈现更强的负面性。
三 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的影响
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增强不仅会对东北亚地区的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一）东北亚地区的阵营对抗加剧
随着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增强，东北亚地区的阵营对抗态势明显加剧。美国主导美日韩“南三角”加强合作，对中俄朝政策趋向强硬，导致东北亚地区原有的大国协调变得困难，地区冲突风险加剧。美日韩多次就朝鲜问题加强协商，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引发其强硬回应。俄罗斯对东北亚地区局势极为关注，在东北亚阵营化中起着特殊作用。由于日韩在乌克兰危机中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俄罗斯与日韩关系恶化明显，将美日韩三边合作视为威胁。美日韩三边合作加强，对俄罗斯而言除了是威胁之外，也是可以利用的“机会”。因为一旦东北亚地区的阵营对抗加剧，美日韩的战略消耗便会增加，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在欧洲地区的战略投入。这也意味着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升温有利于俄罗斯缓解在欧洲面临的战略压力。对于俄朝两国而言，东北亚地区的阵营对抗会促使其更加相互借重，而中国将面临更加艰难的战略选择。
（二）进一步削弱中日韩整合动力
中日韩合作多年踌躇不前，面临着不进则退的局面。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内生动力减弱，从“政冷经热”转变为“政冷经凉”，甚至有可能演变为“政冷经冷”。
随着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增强，日韩都逐渐参与到美国主导的对华技术“脱钩”与经济“脱钩”进程中。日本推动在华日企转产至本土或东南亚，减少对中国原材料的采购和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与美国共同建立了供应链工作小组，以配合美国实施对华出口管制。这些举措无疑削弱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基础。韩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也有所弱化，其进一步追随美国的对华技术管控。日韩两国都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芯片四方联盟”“矿物安全伙伴关系”等针对中国的合作机制，导致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受到严重冲击，使得东北亚地区的内部整合动力弱化。
（三）朝鲜半岛的安全风险增加
以往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主要依靠大国协调和朝韩协调，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这两种协调机制的运转难度。大国协调机制的运转依赖于大国关系的稳定，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增强使得美国与大国展开协调的意愿降低。美国会更加依赖与日韩关系的强化来实施对朝政策，而非与中俄等大国开展协调。目前，中美俄三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交锋十分频繁，在涉朝问题上的意见经常相左。显然，大国协调不力会导致朝鲜半岛的风险管控更为困难。
朝韩关系恶化也增加了朝鲜半岛的安全风险。尹锡悦政府已经明确放弃文在寅政府相对包容的对朝政策，转而强调对朝实行“威慑、劝阻、对话”的“3D政策”，以强化对朝威慑。这也使得朝韩协调机制极度弱化，双方敌意加深，对抗加剧。美日韩三边合作加强且共同采取对朝强硬政策，导致朝鲜认为威胁加剧，倾向于采取强硬举措进行回应。
（四）台湾问题面临更大的外部干预压力
美国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的首要目标是制衡中国。美国希望日韩在台湾问题上紧随其后，提升介入力度，加剧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日本长期关注台湾问题将台海地区稳定视为其重要利益。日本担心中国控制周边海域会威胁其经济赖以维系的海上航线，还担心一旦中国大陆统一台湾，会削弱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及其影响力，而这恰恰是其战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支柱。因此，日本声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其通过加强军事部署、提供经济授助、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等多种方式介入台湾事务，成为美国“以台制华”的重要帮手。
以往韩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关切并不明显，一直将之视为中国内政而与台湾保持距离。尹锡悦上台后，韩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不断冒进，试图以此来强化美韩同盟。尹锡悦政府又多次发表涉台不当言论，韩国国会副议长郑宇泽窜访台湾，这表明韩国的涉台政策出现了重要转变。
总之，美国积极拉拢日韩介入台湾问题，以及美日韩多次发布涉台声明，使得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台湾问题的外部干预风险增加。
四 美日韩发展三边合作的局限
虽然美日韩三国不断强化三边关系，力争建立战略同盟、价值观同盟和军事准同盟，但其三边合作也面临不少困难，强化进程存在不确定性。
（一）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互操作性难以实现
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需要加强情报共享和军事协调，但具体落实存在困难。美日韩谋求加强有关朝鲜核导数据等方面的分享，但三方之间的情报共享机制并不完善，尚未形成合作标准化程序，日韩之间的情报共享仍依赖于美国作为中间渠道，合作的连贯性或效率很难保证。为了准确跟踪朝鲜导弹、船只和其他威胁，美日韩三国需要确立信息共享的有关参数，制定信息共享操作手册，在反潜、导弹防御、情报、网络、电子战等多个领城都加强协调，这对技术兼容性和互操作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协调也易因国家间关系波动而受到冲击。
（二）美日韩经济和技术合作协调存在困难
日韩两国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一味追随美国的对华“脱钩断链”政策并不符合两国的利益。日本政府曾警告称，在中美技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全球经济面临“分裂危机”，严重经济“脱钩”对各方都不利。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短期内难以改变，尹锡悦政府在参与美国主导的供应链和技术同盟的同时，也强调仍有必要与中国等主要国家加强供应链合作，这体现了韩国在中美技术竞争中的矛盾心态。日韩均认为，若与中国“脱钩”将会付出惨重代价。
美日韩要加强三边经济和技术协调，还面临着具体细则不完善的问题。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有所不同，经济领域的合作涉及企业等更多非国家行为体，协调起来更为复杂。尽管目前美日韩三国政府在经济和技术协调方面达成了一定共识，但对如何让相关企业全力配合政府，还缺乏有效手段。
（三）美日韩处理地区事务不乏分歧
美日韩三边合作要求在地区事务方面加强合作。美国不断拓展亚太多边安全合作领域，可以增加盟国间的利益契合度，但也增加了议题的复杂性和协调难度。其一，三国在对华战略方面存在协调困难。美日韩的对华战略认知并不相同，这导致三国对华战略存在明显“温差”。在“中国威胁”认知方面，美日韩之间存在分歧，这会影响到三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温差”。
其二，三国对朝政策协调有难度。美日韩对朝政策的关注点存在差异，导致三国在朝核问题、朝鲜半岛军事部署等方面不乏分歧。美国主要关注朝鲜对于核不扩散体系和其联盟体系的冲击。日本追随美国的对朝政策，主要是为了缓解朝鲜的核导威胁、解决人质问题，如果效果有限，其配合美国对朝政策的意愿就会下降，将更关注自身应对核导威胁的能力建设。韩国在对朝政策上与美国的分歧在于，韩国国内意见存在分歧，既担心朝鲜的核导威胁，也害怕朝鲜半岛局势失控引发军事冲突，因而其对朝政策不时陷入困境。
其三，美日韩在“印太战略”的合作内容和发展方向上不乏分歧。美国基于大国竞争来运筹“印太战略”，希望通过“印太战略”加强盟伴体系动员，在合作内容方面注重政治、经济、安全的多领域合作，试图编织广泛且严密的对华战略围堵网。日本并不追求“印太战略”完全聚焦对华竞争，而是希望该战略的实施能塑造可以限制中国的地区秩序，在经济和安全之间寻求平衡。韩国政府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明确宣称不想把中国完全排除在外。由此可见，由于各自的战略地位和战略诉求不同，美日韩在“印太战略”方面的分歧短时间内难以解决。
（四）美日韩国内政治变动可能带来影响
美日韩国内政治都面临一定的变数，这会影响三边合作的持续发展。202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如果出现政府更迭，政策调整则难以避免。韩国国内政党竞争激化，尹锡悦的国内支持率持续低迷。在外交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处理与中美日关系方面，韩国两派政治势力的分歧明显，这制约了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立法和财政方面。日本国内政治进入后安倍时代，政局的稳定性有所下降。总之，美日韩三国的国内政治都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出现领导人变换或执政党更迭，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持续性将受到影响。
（五）日韩关系的不确定性
日韩关系的不确定性制约着美日韩三边关系的提升。回顾以往日韩关系的发展可以发现，两国经常因历史问题和岛屿争端等问题进行对抗。当前日韩关系改善的主要原因是尹锡悦政府调整对日政策，美国的居中斡旋也有一定作用。不过，美国协调日韩关系的能力有限，无论是日韩之间的岛屿争端还是历史问题，美国都难以提出让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案。显然，未来日韩之间的争端若蔓延到三边关系中，美国将难以充分发挥其协调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日韩关系还面临着韩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巨大压力。韩国保守派和进步派的对日政策存在严重分歧，前者主张缓和日韩关系，后者强调日本的历史责任。因此，尹锡悦政府的对日政策随时可能遭到国会的掣肘，也难以得到韩国民众的稳定支持。
结语
美日韩三边合作增强是当前中美战略竞争、三国国内政治变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多组小多边合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动员能力会有所增强，从而更好地服务其大国竞争战略。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增强对于东北亚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负面影响明显，不过其也面临着三国安全合作互操作性难以实现、经济和技术合作协调困难、地区事务认知存在明显分歧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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